合肥组织快退休“老干部”去农村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已有116位干部下乡 -黄龙村-刘静_网易订阅

合肥组织快退休“老干部”去农村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已有116位干部下乡 |黄龙村|刘静_网易订阅
黄龙村 资料图“老骥伏枥,我不承认!”在合肥市最南端的黄龙村,今年59岁的司胜平再次强调了一遍,手紧紧地攥起来,似乎要将这个词压碎。“老”这个字,看起来确实和司胜平没什么关系。10月的黄龙村气温不算高,在司胜平租住的民房内,记者紧了紧身上的冲锋衣,司胜平却只是在短袖T恤外套了件马甲,跑进跑出,说“没那么冷”。黄龙村距离市中心超过100公里,从今年5月底起,司胜平在村里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民房,常驻村里,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在此之前,他长期在合肥市委机关工作,现任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级调研员。这种身份和工作地点的转变与合肥市推出的一个创新做法有关,从去年开始,合肥市委组织部从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有意愿去基层干事创业的人员到村任职,让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发光发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司胜平在内的71名第二批“乡村振兴指导员”,平均年龄58.4岁。加上去年第一批45人,至今合肥已有116位干部下乡。在第二批“乡村振兴指导员”上岗后不到两个月,合肥市委组织部又有新动作。44名年龄在57岁左右、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由组织部选派到社区任首批“基层治理指导员”,要求他们当好引领小区治理的“领航员”、破解矛盾难题的“战斗员”、为群众谋福祉的“勤务员”、创新基层治理的“实验员”。在包河区望湖街道王卫社区担任“基层治理指导员”后不久,合肥市政府办公室副调研员李宿平不再开车,而是踩上了一辆三轮车,这种三轮车又被称为“老头车”,是当地不少老年人的代步车。李宿平今年58岁,自从骑上“老头车”,他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眼光。有人问他,年纪还没那么大,骑个三轮车也不怕被人笑话?“三轮车既稳当又方便,还不用找停车位。”李宿平哈哈一笑,似乎已经释然。这些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总是被称为“老干部”“老同志”,但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工作激情来看,他们既不算老,更不服老。换个角度来看,这种“老”,也意味着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好的人脉资源。乡村振兴、社区治理需要强有力的人才队伍,这些干部下乡村、下社区,就是要让他们的工作经验和人脉资源能为乡村和社区所用,帮忙打通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供需合适,就是“双赢”。司胜平拍摄的黄龙村初心去年,在听说市里正在选派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到村任职后,合肥市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葛世霞第一个报名。为了提高报名成功率,她不仅向政法委报名,还第一时间跑到市委组织部现场报名。“我就是想看看,政法工作在基层怎么落地,我能为基层做点什么实事。”葛世霞说出了自己“下乡”的初衷。和葛世霞不同,在合肥海棠街道平楼社区任基层治理指导员之前,唐永龙曾经在三孝口街道先后担任主任和书记一职,有过多年基层经验。但此“基层”非彼“基层”。当街道负责人时,唐永龙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社区老喊“我们很累”“人手不够”,总是向街道要人?他想不通。但当时街道工作太忙,唐永龙没时间仔细调研琢磨。听说可以报名基层治理指导员后,他立刻有了行动。“我想真正走进社区,了解社区,想尽量完善我这些年的工作,把基层了解得更透彻。”唐永龙说。在“下乡”前,司胜平有机会选择去离老家近的村子,也可以选择去更发达一些的村子,但最终,他选择了经济相对落后、离市区较远、急需发展的黄龙村。“生命的长度都差不多,但宽度和密度,每个人都不一样。”司胜平感悟道。“这些选派的干部都是有情怀、有担当,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记者从合肥市委组织部了解到,乡村振兴指导员和基层治理指导员的选拔的程序都是个人自愿申请、组织报名、市委组织部审核,根据干部履历和专业特长,结合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选派干部。合肥基层治理指导员唐永龙(右),和社区党委书记张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抒怡 摄打通长期以来,黄龙村基础设施落后,配套设施不足,村里没有一条柏油路,好多路无法交会,主干道上没有路灯,连手机信号也不稳定,甚至传输一张照片要等上半个多小时。今年7月,司胜平应邀去上党课,听课的学员中就有合肥联通的部分党员。在讲到黄龙村的硬件设施落后,手机信号不稳定时,司胜平有感而发。台下,合肥联通相关负责人当场站起来表态,会后立刻向领导报告。很快,联通就在黄龙村建设了两个信号塔,并联系其他运营商共同改善村中信号。“生命的价值不是对自己有用,是对别人有用、对一个地方的建设与发展有用。对黄龙村村民有用,我的价值就体现了。”司胜平颇有感触,这种收获恐怕就是他所说的,在生命宽度和力度上的延伸、提升。短短两个月,司胜平跑遍了全村,帮着规范有关制度和会议,基本明确发展思路和目标,争取建设柏油路、水渠、电网改造,筹建黄龙乡愁博物馆,并着手申报千年古村落,谋划村庄民宿项目。5个月前,司胜平在网上称呼自己是“读书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称呼——“黄龙村夫”。基层权力有限、资源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时候没法直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现在,通过这些“指导员”,打通了层级的限制,基层政府可以跨层级、跨部门协调资源,这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为现有管理制度上打上的一个“补丁”。基层看到了“指导员”的价值。“肯定要最大化利用。”合肥肥西县团塘村书记陶勇在谈到如何“利用”“乡村振兴指导员”的价值时,这样回答。今年5月,合肥市交通运输局工会主席刘静成为该村的“乡村振兴指导员”,在见面会上,一听刘静来自交通运输局,陶勇心里乐开了花。“我当场就说,希望指导员能帮助我们申请修路。”也难怪他会如此迫不及待,由于相关工程的施工,村中一条道路被压坏,但村里缺乏资金,为此村里已经申请了半年,却迟迟没有下文。“我肯定要为村里争取一些资源。”刘静的表态也让陶勇心里有了底。除了资源,“指导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眼光、理念。前不久,在葛世霞的牵线搭桥下,合肥市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家政培训大篷车活动走进了三岗村,教授村民如何科学合理布局庭前屋后的苗木景观,如何规划自己的美丽庭院。“把家里、庭院搞得漂漂亮亮,就能提升村里的景观,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帮助。”这段时间,葛世霞一方面邀请了各路专家为村里的旅游产业把脉、出点子,另一方面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村里一对母子想开餐馆,葛世霞就带着他们去工商部门办证,并联系艺术系的师生免费给他们设计店招。餐馆营业后,葛世霞卖力吆喝,带着各路朋友去消费,拉动生意。“我住在村里,踏过带有露珠的茅草,见到老百姓热情地招呼。”葛世霞说。说话间,天色已近黄昏,西边的云块开始由金黄色变成玫瑰色。“真美啊!这在城里可看不到。”合肥乡村振兴指导员葛世霞(左)与村民沟通情况。陈抒怡 摄关系司胜平租住的屋外就是一片荷塘,夏天时,荷叶茂盛、荷花盛开,常常有“荷塘月色”,司胜平为荷塘拍了不少照片,就是不敢采一朵荷花、摘一片荷叶。“如果我拿,别人就会说市里来的干部采荷叶,这不行”。这根弦,司胜平一直紧绷着。但是,在村里,司胜平还是打破了不少惯例。比如以前他从不出去应酬,但入梅那天,有村民邀请他吃晚饭,因为按照当地风俗,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梅鸡”。“这就肯定要去吃了,邀请吃饭是对你的一种尊重,去也是对村民的尊重。”司胜平解释。“村民送我几个玉米,我不能不要,也不能马上回礼,下次我回市区,就会给他带两盒蛋糕。”司胜平详细解释着他与村民的相处之道,显然,他已经入乡随俗,并深谙其道。和村民关系融洽需要情商,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则更显能力。最近,合肥蜀山区笔架山街道翠庭园社区的社区治理指导员张步根一直在关注小区里的垃圾房。按照区里要求,8月底原来房前屋后的垃圾桶要被撤走,全部改用垃圾分类房,此事在社区却迟迟推不下去。究其原因,一是难度大,需要协调城管、建设、规划、物业、业委会等多方,二是相关人员认识不足,有畏难情绪。“看准一件事,就要强力推动,不要上面讲得斩钉截铁,到了基层松松垮垮。”张步根是合肥市社科联二级调研员、安徽省作协会员,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做事却雷厉风行。很快,他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各方现场协调会,但会议过后一个月,依然没有动作。在物业的提醒下,张步根发现,虽然垃圾分类房已经就位,但上下水没有接通,施工方没有完全按照标准施工,也没人督查。当天张步根在翠庭园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群里说了这件事,并要求第二天一早召开现场协调会。第二天,近20人参会,作出了补救方案。之后,张步根又召开了第三次现场会,推动明确了垃圾房下一步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方案。在此期间,张步根自学了垃圾分类房的相关管理规定,厘清了各方权责。“不能稀里糊涂的,我不怕得罪人。”张步根直言。从市直机关带来的抓落实、促实效的工作作风,就这样被他带到了社区。这种融合、碰撞不知不觉打通了上下“壁垒”。据合肥市委组织部介绍,对于这些“老干部”,组织部的要求是“到位不越位、指导不指挥、帮办不包办”,这些“老干部”不代替原来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去做一些增量。合肥基层治理指导员张步根关注小区垃圾房。陈抒怡 摄体悟这几个月,在平楼社区,唐永龙找到了“社区为什么总缺人”的答案。疫情防控全员核酸,早上5点多,社区干部们就起床到岗做准备,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与此同时,社区所承担的工作还必须一件不落地完成。“我现在才知道,单单网上信息录入工作就让他们很头疼。”“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今,唐永龙更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在社区,唐永龙的办公桌紧邻着社区党委书记张颖,两人互称“书记”。唐永龙的职级比张颖高,但他坚称,“他是指导者,我是跟班的。”这并非谦辞,这几个月在张颖身边,唐永龙学会了一些技巧。比如有的业主拖欠物业费,但张颖从不说“拖欠”,而是说“缓交”;再比如面对物业和业主的矛盾,张颖先打感情牌,当双方消了火气后,再按法律法规办事。张颖也借助唐永龙,直接向区里反映基层压力大、人手不够的情况,很快,区里派来了帮手。唐永龙说,他以前的角色是“管理者”,但现在是一名“观察者”和“思考者”,在处理问题时,他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社区干部在解决邻里纠纷时,唐永龙就在边上观察、思考;物业和居民发生矛盾时,他也在边上观察、思考……社区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在思考之后,唐永龙会把想法和社区干部沟通、作改善,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在唐永龙的设想中,接下去,他要总结提炼社区的一些治理经验,固化成机制。这个想法和张步根不谋而合。“解剖一只麻雀很重要。”张步根用“一只麻雀”来比喻他参与的垃圾房协调推进事宜,根据这些实践,他打算做一个基层治理办法途径探讨的大课题。在黄龙村,司胜平带着记者爬山,一路健步如飞。突然,司胜平停住脚步,压低声音提醒记者看前面。说话间,一群野鸭扑棱棱腾空而起,蓝绿色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周围的山色带来灵动与活力。司胜平对记者说,似乎也是对自己说,“明年这里肯定大不一样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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